陶華碧在一次采訪中提到，老干媽之所以一直使用某家玻璃廠的瓶子，并不是因為它保鮮或者不滲漏，而是因為這家國營玻璃廠在她創業初期時，第一個接她的單子，而且還愿意低價接她的小訂單，是這家玻璃廠幫她度過了創業初期的艱難時期。她一直堅持跟這家玻璃廠合作。在老干媽內部，陶華碧給現在的管理層定下過一條死規矩，那簡直就是雷打不動的“天條”：只要她老太太還在世一天，裝辣椒醬的瓶子，就必須得用貴陽第二玻璃廠的，誰也別想換。要是按照現在的做生意邏輯，這事兒簡直就是“不開竅”。你想啊，老干媽現在的銷量那是天文數字，河南的、重慶的那些玻璃大廠，早就盯著這塊肥肉了，一個個拿著把成本壓到地板價的報價單找上門，甚至承諾專門給她建生產線。底下的經理們拿著計算器算得噼里啪啦響，把報表往老太太面前一攤，明明白白告訴她：換個供應商，一年能省下來的錢那是幾輩子花不完的。可陶華碧連看都懶得看，直接把那些做得花里胡哨的計劃書扔一邊去了。她的賬不是算在錢上的，是算在心坎里的。她就一句話：“當年我走投無路的時候，是人家拉了我一把。做人不能忘本，這份情義，別人給多少金山銀山也買不走。”這份“過命的交情”，得從1996年那個夏天說起。那時候陶華碧剛聽了學生和街坊的勸，借了村委兩間破房，帶著四十多個人開始熬辣醬。那是真苦啊，沒機器，全靠大鐵鍋和菜刀。切辣椒的時候，辣味熏得人眼淚直流，陶華碧自己揮著兩把菜刀，帶著大伙喊號子，硬是把苦活干出了拼命的架勢。辣醬做出來了，結果在瓶子上卡了殼。一開始想省錢用塑料瓶，結果辣醬太燙，一灌進去瓶子就軟了、變形了，這哪能賣？只能用玻璃瓶。可她跑遍了周邊的小廠子，人家一聽她就要幾百個，要么沒模具，要么嫌利太薄，直接把她轟出來。被逼急了，陶華碧硬著頭皮去了貴陽市第二玻璃廠。這簡直就是螞蟻找大象談判。人家那是年產萬噸的大國企，接待的人一聽她就要“200個”，當場就樂了，說這點量還不夠機器預熱損耗的呢，這不是來搗亂嗎？陶華碧那股倔勁上來了，她在廠長毛禮偉辦公室門口愣是蹲了三個多小時，軟磨硬泡，最后急眼了，對著廠長喊了一句大實話：“哪個娃娃生下來就那么大？不都是慢慢長起來的嘛！你今天不幫我，我就真沒路走了。”也就是這句話，或者是她那個為了活路豁出去的眼神，把毛廠長給打動了。他嘆了口氣，莊閑和app讓她去倉庫看看有沒有剩下的舊貨或者次品，隨便挑，不要錢。那天，49歲的陶華碧提著個破竹籃子，在全是灰的倉庫里彎著腰，一個個撿那些別人不要的瓶子，挑好了之后，像抱著剛出生的孫子一樣，小心翼翼捧回了作坊。這200個帶著灰塵的瓶子，就是老干媽最初的希望。誰能想到，這個大字不識幾個的農村婦女，靠著最笨的“先嘗后買、賣完結賬”的法子，硬是在那個年代把辣醬鋪進了食堂和小賣部。才過了一周，補貨電話就被打爆了。陶華碧再次給毛廠長打電話時，底氣足得嚇人：“給我來一萬個瓶子，現錢現貨！”這一下，把玻璃廠上下都震懵了，沒人信那個農村大媽真把這生意做成了。隨著老干媽越做越大，每天要的瓶子從一萬變成了幾十萬。這中間，玻璃廠也不是沒掉過鏈子。有一回旺季，玻璃廠爐子壞了，模具也跟不上，老干媽這邊超市催貨催得要命，眼看就要賠違約金。采購部的人急得跳腳，拿著備選大廠的合同就要簽字救急。陶華碧知道后，直接把筆奪了下來。她當天下午就沖到玻璃廠，一看是因為缺錢修設備，二話不說，預付了一半貨款幫著更新機器，還派自己的師傅駐廠盯著，連夜組織車隊拉空瓶。她寧可自家生產線慢點，也絕不換人，硬是陪著老伙伴熬過了難關。這種在旁人看來“死腦筋”的做法，在90年代末國企倒閉潮里顯出了真金一般的價值。那時候多少老牌國企因為沒資金倒閉了，貴陽二玻也差點發不出工資。正是老干媽這雷打不動、而且從不拖欠貨款的巨額訂單，硬生生把這家廠子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。現在你去那家廠子看看，四條生產線有三條是24小時連軸轉給老干媽干活的。為了報答陶華碧這份信任，他們把次品率控制得比行業平均水平低了一半。廠里的老墻上還貼著一張泛黃的單據，上面寫著：1996年8月3日，第一筆訂單，21000個，客戶：陶華碧。這哪是生意單據啊，這簡直就是兩個企業的生死盟約。因為有了這份極其穩定的訂單，廠里的工人老帶新，不用背井離鄉去打工，在家門口就能安穩過日子。陶華碧不懂什么供應鏈模型，但她懂最樸素的做人道理——“知恩圖報”。在她心里，當年那個給她200個舊瓶子的廠長，不是生意伙伴，是恩人。只要老干媽不倒，這家曾經雪中送炭的廠子，誰也別想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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